近年来，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湖北省十堰市充分利用原有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图为工作人员检查污水处理厂生化池设备运行情况。力等配套系统，全年365天不间断运行，这使得其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强度通常高达民用建筑的50倍至500倍。因此，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是数字基础设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减少能源负荷的必然要求和科学选择。

　　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不能仅仅看到数字基础设施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更要重视其中的能耗问题，尤其是需要思考如何让绿色低碳科技成为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助力而非制约。

　　当前我国在“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方面已有许多探索。例如，许多信息科技企业将数据存储和计算业务“上云”部署，在生产方式转变中实现规模经济和节能减排。又如，一些新型数据中心积极探索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分布式光伏发电、燃气分布式供能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优化用能结构。再如，不少制造业企业在能耗监测、污染监测、工业互联网等场景中运用数字技术加快转型升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作为数字经济基石的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要在发展中坚持绿色、低碳、清洁、高效、集约、循环，加快应用先进绿色技术产品、持续提升能源高效清洁利用水平，不断优化自身的绿色管理能力，还要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力。推动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将为数字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适度超前布局 强化科技创新政策创新

　　第一，推动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适度超前布局。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与数实融合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备优先发展的必要性。但正是由于其对社会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市场均衡水平下的供给必然要少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不能仅仅依赖“价格信号”市场化指引，还要积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围绕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适度超前建设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重点建设技术水平高、设计标准高、具备规模效应的超大型绿色数字基础设施，为未来的长期发展需求和变化预留一定空间。

　　第二，加大既有设施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动能耗标准升级。部分数字基础设施由于设计前瞻性不足、前期建设过程中未能充分集成应用节能技术，能效水平与新建设施有较大差距，应当运用绿色技术进行节能降碳改造提升。一些规模小、效益差、利用率低的“老旧小散”设施由于投入使用时间长、设备老化程度高，其能耗表现已不符合现行能效要求，亟需制定淘汰计划和时间表，关停转并、加速退出。

　　第三，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相关技术处于多学科交叉融合领域，因此需要着力加强重大前沿科技在该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同时，进一步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对于建设改造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起到引领作用。要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自身技术特点，聚焦自然冷源高效利用、制冷系统效率提升、新型液冷材料应用、余热回收系统优化推广等方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加快先进、适用的绿色低碳技术在建设与改造中的示范应用和推广，为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转型提供更强创新动能。

　　第四，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创新政策支持方式。财税及土地政策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往往需要较高的前期投资，而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除常规土木建筑工程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设备投入，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需要更高的初始投资用于研发和部署，因此对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持需求更为强烈。而且数字基础设施普遍存在投资强度高、税收强度低的特点，其绿色转型离不开政府税收减免、土地使用优惠和规划管理支持等政策配套创新的有力支撑。金融政策方面，各种投融资支持尤其是“耐心资本”的壮大和引入，是引导数字科技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减碳能力的重要抓手。要综合利用绿色债券、碳金融产品、绿色融资租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丰富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的手段和措施。产业政策方面，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也需要通过长远战略规划来促进不同产业间的协同。例如，在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着力提高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与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等，这些举措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带动作用。